吃早餐時，外父聊起年輕時由元朗到中環工作時的苦況。人工不多，開支不少，所以要想方設法來慳，自然免不了各種「庶民智慧」的技術，如到某夜校用幾塊錢註冊，取得學生證可買來便宜得多的火車票等等。
在那個年代，一般人都是苦哈哈，想得出各種各樣求存的法子，是聰明的，是顯出香港人的靈活多變。
今天，我們富起來了，事事要談規矩，講法律。於是，人思考問題的角度改變了，新聞報導的角度也隨之而不同。有小朋友獨留家中，新聞的角度不是看看有多少父母陷於長時間工作的苦況，也不是側面訪問願意協助鄰居照顧小朋友的好人，如何溫馨，而是談法例的修訂，如何令父母「知驚」。總之，你要100%保證子女安全，至於你有問題，這不是社會要理會的，請你自己解決了。
我不否定有很不負責的父母，但是這永遠都是少數。實情是：在這個時間剝削沉重的工作型社會，多少父母可以自行解決問題呢？社經地位愈低的，愈沒有法子。如果社會真的要處理這些問題，不是嚴刑峻法可以解決得了的。你首先叫領匯不要讓「看更」變兩更制先啦﹗
同樣道理，本來家中飼養寵物，生多幾件後賣給別人，也是庶民賺點小錢的點子。可新聞報導的焦點，就是一些極端的、過份的「賣家」，賣病貓、大量飼養。於是焦點就回到法律管制上，建議是：不准賣；做法是：你閹左佢。幾時會立法，年薪低於十萬的，要閹呢？各位快點努力賺錢。
我外父超精靈，在艱苦的六十年代，時常都有不同的點子，讓自己攢幾塊元，多學兩手絕活，來解決自己生活的不同問題。幸好，他在那個時代成長；如果是今天，這些庶民智慧，就是不守法律的明確罪證了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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