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給十九歲的我》終於爆煲。我不禁嘆一口氣：美好總是不容易構成，破壞卻可以在一夕之間。
我想提供一個切入點來思考：現在談到阿聆及阿佘，她們反對的，是公映。換言之，她們不是覺得電影裡拍的東西，不能見人，但她們不想讓公眾看到自己很私人的經驗。
如果你看過電影，也不難感到，整齣戲都是很「私人」的，這個私人，是指很學校自己的氛圍。
所以，當要把電影由學校紀念片轉到公映電影，當中本來應該要做很多工夫，其中包括要讓幾位主角接受。本來，應該是要她們衷心接受，而這不是沒有可能的事，因為由現在的正面反應來看，這電影確實為香港人帶來意義與價值，如果電影團隊有從這個角度來與幾位主角探討公映的可能，就有可能為電影、為六位主角乃至為香港人帶來更好的價值。
可惜，六位主角的重要性，明顯地，沒有受到重視。這裡也是世代之爭的悲劇：在電影裡，張婉婷以過來人的角度已經說過：他日你就明白這意義了。為成年人來說，這些小孩子的種種擔憂，不值一哂，只是一時敏感，電影鑄就的才是永恆。我不會從惡意的角度來揣測，因為我相信學校是真心想學生好的，但距離學生時代太遠的成年人，不能明白今天的人，對於私隱、對於掌握自己的人生的決心了。縱使他們不夠成熟，他們仍然是有權決定自己的影像，應該如何處理，如果要運用她們的影像，就必須平等地、以理以情，讓她們服氣。
整件事，很容易把焦點放在張導身上，雖然我也覺得她的做法好有問題，但這件事的社會意義，不在於一個人做得好或不好，而是在整件事裡，我們如何對待權力不平等的情況呢？我們有多明白並實踐程序正義？為大我而犧牲小我是否真的合理？大我與小我之間應該如何相處？這些問題其實更重要。正如每一場大型空難後，相關國家會一絲不苟地調查事件，目的不僅是找出誰人要負責，更重要是改善往後的做法，把錯誤改過，以免再有系統性風險，同樣，在這樣的一件社會事件，要反思的是更深層的意義，而非確認某人的罪名。
我們討論問題的生態往往是定罪式的，大家都想最快時間找到誰是大壞蛋，就覺得完事。這是看電視劇態度，卻不是真實的社會狀況。現實裡，每個人都有做得不夠好的地方，而有權力的人應該更有能力把事情弄妥，但更多時間，我們是需要一些提示、一些制度，方能真的進步。在此事上，學校未必是大壞蛋，但學校與學生的權力不對等，如何可以建立更好的機制，促使大家的意願都可以真實地表達出來，讓事情變好呢？
只是，這類討論往往很複雜，而且沒有「睇人仆街」的快感。只是，老想剝花生，最後，我們都會成為某程度的花生呢。
Image by Christiane from Pixaba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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