先是從房慧真的《像我這樣的一個記者》裡＜溫柔的復仇＞一文裡認識到南非大法官奧比。正如房慧真在書中大部分人物專訪那樣，讀來宛如世外的傳奇，讓人心神激盪，所以就買了他本人所寫的《斷臂上的花朵：人生與法律的奇幻煉金術》來看。
當年，是當年的氣氛與心情，書稍看了幾頁，就放下了。
今年，是今年的心情與氣氛，再把書找出來，一路讀下去，原來，曾經，世界上有同樣爭取正義的人，在漫長的努力後，他們終於堅持到勝利。不過，他們真正的勝利，是由始至終，都要求自己站在正義那一邊，甚至在復仇上。
讀來，太多不同的感覺與觸動，所以不寫了，把書裡部分內容打出來，加上房慧真的專訪部分內容，為大家介紹奧比大法官的人生，以及南非反種族隔離的苦楚與凝視真理的堅持。
「一九五○年起，南非政府制定一連串的種族隔離法律，有色人種(包括黑人、黑白混血、黃種人)只能在特定區域居住，出外需有通行證，否則會被逮捕。當時十七歲的少年奧比，白皮膚、藍眼睛，有著猶太人的高挺鼻樑，本該是享受特許待遇的膚色，卻參加「反抗惡法」運動，他坐在郵局前黑人區的長椅上，被逮捕入獄。
當時他在開普敦大學讀法律系，「那是一段人格分裂的時光，白天我在大學上課，教法律的教授們，對正義漠不關心。晚上我參加地下組織，教窮人讀書，在貧民窟非常簡陋的棚屋下，點著燭光，我只能看見這些黑人的眼白、牙齒，他們追求正義，卻非常痛恨法律，因為法律只是用來壓迫他們的工具。」(＜溫柔的復仇＞)
「大學畢業後，他成為執業律師，為違反種族隔離法的黑人辯護，成為當局眼中釘，一九六三年奧比被捕，當時有個「九十天惡法」，在未經審判下可被關押九十天，在獄中他單獨監禁，反覆背誦美國各州州名，按照英文字母的次序唱《Always》、《Because》…從A到Z，才免於瘋狂。90天後他出獄，又再度被捕，永遠會有下一個90天，沒完沒了。」(＜溫柔的復仇＞)
「將我拘禁的法律稱為《九十日法》(90-day law)，這部法允許政府在未經起訴的狀況下將嫌疑人單獨囚禁，最長可達九十天。九十天以來，我就像每個被關進來的囚犯一樣，在牢房的牆上刻畫記號，終於算到第九十天。我獲得釋放，我拿回我的領帶和西裝----它們是我遭逮捕時穿在身上的衣物，當時我正要走進我的律師事務所上班----我也拿回了自己的手錶，然後我便說：「我自由了，我自由了。」但當我走出監獄來到街上，一名警員向我走來----他還先和我握了握手----對我說：「你被逮捕了。」我便又回到監所，再次交出我的手錶、領帶、西裝。九十天可以再接著一個九十天、下一個九十天、再下一個九十天。」(《斷臂上的花朵》頁13-14)
「他們對我的折磨已無關我手上的訊息。他們只想打垮我。他們的目的在於證明他們比我強大。……透過刑訊，主事者企圖把這些人生而為人的身分剝奪，使之成為比人低下的生物。他們不只感到他們有權利這麼做，他們更感到他們非如此不可，因為他們得與邪惡作戰，旨在消滅一群低等的、具有威脅性的生物。」(《斷臂上的花朵》頁15)
面對邪惡的敵人，奧比的思考是這樣：
「我記得我第一次被囚禁時，我想著，如果我有機會成為一名位高權重的官員，我絕不可以對任何人做出這種事情。」(《斷臂上的花朵》頁16)
「一個讓我們念茲在茲、不敢或忘的大問題是：我們真正的敵人是誰？當們以暴力來挑戰這個違背正義的體制時，針對的對象一定是這個體制的實際權力和南制結構，而非平民百姓。」(《斷臂上的花朵》頁18)
「一九八八年，在莫三比克首都馬布多，奧比遭受汽車炸彈攻擊，在醫院醒來時，首先浮現在他腦海的，還是笑話，『一個人跌下公車，爬起來前先在身上畫十字，朋友以為他是天主教徒，他說不是呀，我只是摸摸我的眼鏡(上)、睪丸(下)、皮包(左)、手錶(右)還在不在。』
依樣畫葫蘆，在病床的薄毯底下，奧比用左手先摸到睪丸，他在書裡這麼寫，『我的陽具還在！我的老雞雞啊！這傢伙曾經帶給我許多的歡樂與哀愁，接著檢查蛋蛋，一、兩顆都在，人又有了慾望，是多麼美好。』奧比最後摸的是手錶，戴在右手上的，自然已經不在了。」(＜溫柔的復仇＞)
「我現在來談一個常常在討論恐怖主義時忽略的主題，亦即，國家恐怖主義。比起『非正規團體』，國家恐怖主義所重傷、滅絕、屠戮和謀殺的人遠遠超過前者許多。國家除了一般所具有的可以殺害、中傷、刑訊和折磨人的權力之外，也同時因為掌握媒體而能恐嚇那些本欲挺身而山的證人，使得眾人對國家一切的為非作歹噤若寒蟬，從而使自己得以逍遙法外。」(《斷臂上的花朵》頁24)
「對當初放炸彈的仇人，大法官卻沒有以法律「追訴」，那是一個叫亨利的年輕人，南非民主轉型後，亨利失去工作，有些落魄，來找奧比，奧比對他的懲罰，僅僅是不跟他握手而已。
亨利聽從奧比的建議，到『真相與和解委員會』，講出真相，在電視上播放，讓全國人民看到，然後獲得赦免。再次見面時，奧比主動伸出手來，此次接觸對雙方都有不小的震盪，奧比癱倒在身旁朋友懷裡，亨利回家後，足足哭了兩個星期。」(＜溫柔的復仇＞)
我問奧比，對於刑求你的警察，暗殺你的特務，怎麼可能不恨？這不是人之常情。他聳聳肩，『我的確沒有恨，一度懷疑自己是不是有什麼問題。也許因為我抗爭的對象是整個不公不義的制度，沒有必要去恨個別的人。』」(＜溫柔的復仇＞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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