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十年前，自己初出學院，在某連鎖集團的中學任職。工作兩三年後，對校長多有抱怨，而且，不是我一人如此，而是眾人皆然。大家的共識是：校長？不如去做CEO啦﹗
當時的校長在教師會議時，很坦然地說：大家跟住我搵食，最重要是識做。那是我第一份老師的工作，當時相當純真，對這種把樹人大業視為「搵食」的言論，非常反感。還有是不屑於他要求我們弄虛作假。當時的學校初行「校本管理」(SMI)，要求每一科、每一個部門都撰寫計劃書，既是自身的計劃，也讓家長可以了解學校的發展。當時的校長在宣布計劃的同時，還加上這樣的溫馨提示：我已經把幾份其他學校的計劃書取來，你們抄襲就成了，而且不要只抄一份，要做點綜合的功夫﹗
那不就是明刀明槍地作假﹗一眾老師大感不滿。一方面，大家覺得這些計劃書是很無聊，寫來的東西不見得真實反映工作；一方面，大家又覺得抄襲本身很不要得，因為這變成完全是假的。
二十年後，讀到他報一位老師為輕生老師而寫的一篇文章，卻令我感到，當年的校長，其實充滿智慧。
在文中，那位老師談到今天老師的最大困境，是「真的要變假，假的要變真」。相比二十年前，今天的老師要做更多文件，但是大家又心知肚明，這些文件近乎謊言。舉例來說，由於每幾年就會有一次的教育局評估，很多學校要求老師就每一個活動，都要有活動目標，而且要有一個測度目標是否完成的方法。這一套明顯由商業而來，也就是完成配額的做法，問題是水土不服，在學校就變成很荒誕的做法。
首先，商業的目標是很明確的，就是賺錢。任何要達到的目標，必然可以換算為金錢，因此才能正確地計算。也由於計算容易，我的一些商界朋友，工作是可以很自由，上司不會逐項小事要你達標，不過，一年的預算你做不到，就請你另謀高就了。
應用到學校，學校沒有什麼工作可以換算成金錢的份額。沒有金錢這個客觀而公認的準則，那要用什麼客觀的標準，來判斷學校的成與敗呢？
絕大部分的前線老師都知道，這個問題本身就是錯誤的。教育工作的核心，本來就不可以量化。品格的陶成，價值的建立，不是我們用三兩個數據可以判斷出來的。也就是說，意圖單純以客觀標準來判斷學校的成敗，本身就違背了教育的意義。
可惜，有道理沒有用，老闆才是硬道理，教育局是所有官立、津貼學校的大老闆，它堅持玩客觀，大家不能不落場陪跑，卻又心知肚明，這是假的。即使以最能夠反映學生學習表現的公開試成績，我們也要明白，這與收生的關係很大。收到好學生就有好成績，是行內的共識，如以此來判斷，並不客觀。
由於大老闆的強烈要求，加上出生率下降的問題，殺校成為巨大的陰影。在這種處境下，不少校長就心慌了，於是各式各樣的「客觀評估」蜂擁而出，學校進入數字瘋狂的狀況。
明乎此，你對於校長要求教師「關注」訂飯盒的數字，才不會感到奇怪。是的，這幾年，不少校長患上了數字症，就是一旦和數字有關的事宜，都很緊張，都渴望增長或下降。訂飯盒的人少了，數字下降了，擔心；記缺點的人多了，數字上升了，又擔心。
很可惜，校長所擔心的，又真的只是數字。如記缺點的人多了，校長往往並不是深入了解原因，究竟是學生素質變差，還是什麼道理，那些校長覺得管不了，他能管的，是盡快把數字降低。於是最簡單的方法是：把記缺點的標準降低。本來欠功課五次要記一個缺點嗎？那就變為十次吧。再不成，變十五次，二十次。
認識的教師朋友，他班中的一位同學，有一百個缺點，原因是學生嚴重違規，本來應該記大過，可校長不喜歡有記大過這紀錄，就大過化小，變成大量的缺點了。
校長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子呢？因為教育局的「外評」(最近又改了其他名堂，不過本質無變)。「外評」，就是教育局派一些外人來評估學校。這些官員或專家，可能從來沒有聽過這學校的名字，更不認識學校任何一個老師或學生，卻可以在幾日的探訪中，判定一所學校辦得好不好，依仗的是什麼？
就是文件囉。
你的報告有沒有錯字，就顯出教師有多少認真，行政系統多強大；你的進度表是否前呼後應，交功課的日期是否按你計劃書中的日子行事，就讓官員知道你的教學水平；你辦的活動有沒有明確目標，如何達到這個目標，是否達到目標，就可以看出你課外活動有多成功了。
總之，是文字與數字的合理性。
很可惜，真實的學校不是這樣，真正的教育也不應該是這樣。如果我們要創意、要思考、要批判，學校的教學與活動，就絕對不可能是按計劃行事，也不可能是一個活動一個目標一個成效的。
更重要的是，教師不應該把時間花在那些文字的合理性與數字的增長上。教師應該時常與學生一起，與他們一起成長。
結果，就是這一切，把老師逼向精神分裂。真的，老闆不理會；假的，老師不想理會，卻變成自己工作的主要部分。
講到這裡，我想解釋，為什麼我有點佩服那位校長了。因為，他深明學校商業化之道，就是不僅採用數字管理一切，還要學懂做假帳！正如我們社會上的大部分企業，都會聘請專業人士來「做數」，以應付稅局，當年的那位校長，不就是叫我們土法「做數」，應付無謂的官員後，就可以真正做一位老師嗎？
(原刊於<文匯報>，2010/5/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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