這幾天聽林鄭的說話，愈發覺得政府的施政沒希望。
記者問林鄭是否喜歡做司長，她的答案是「任何服務市民的崗位都樂意做」。又有記者問她會否有意做特首，她的答案是「我對政治沒興趣，我要做實事」。這些答案，在在顯示這位司長是以「空心人」的角色來看待自己的崗位。
說任何崗位都樂意，正是對這位特定的崗位，缺乏一種真實的看法，正如我問學生大學選科選什麼，那些答我任何具學習意義的科目都可以的學生，就是不喜歡讀書的學生了；政治是眾人之事，妳的職位與幾百萬人息息相關，妳卻說不感興趣，而是要「做實事」。為她來說，什麼是實事？就是文件上的處理、政策的修訂，以及制度上的穩定。
正如七一前夕，她在電台談到自己工作上最感觸時，她選馬頭圍塌樓一事，原因是「就在這段時間，我最敬愛的母親逝世了」，原來，別人家破人亡的最大意義，就是引起局長對母親的緬懷，而不是意識到，自己如果可以在工作上多一點對人的關心，就可以避免更多的不幸。
所以，曾志豪說林鄭的「好打得」是很危險的，因為這是一種沒有方向的「好打得」；當她的實事就是把工作完成，而不是先問工作為一個真實的人有何影響，多壞的政策她也可以以工具理性的模式，打出一片燦爛。
中國的大傳統不是這樣的。范仲淹說「先天下之憂而憂」這類說話，是基於中國傳統文化中，有一份「人飢己飢」的人文精神，這裡的關鍵，是管治者覺得自己與被管治的人，是有關係的，而不是視被管治者是「他者」。什麼「憂戚與共」、「獨樂樂不如眾樂樂」，關乎憂樂，都是由一個個真實的人出發的，也就是說，在中國傳統的管治理念中，首先出現在管治者腦裡的圖像，是一個個真實的人的反應。
為什麼今天的施政，永遠與市民的期望不符？我想其中一個原因，即在於施政者「目中無人」。任何政策，都會影響到真實地在社會中生活的人，而他們不是一個數字、一段文字、一張票。為什麼市民老是挑剔自己？我想有不少高官心裡是這樣想的。孟子解釋過原因：君視臣如草芥，臣視君如寇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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