偶然地回到教室，置身在教育前線。事隔14年，那種氛圍卻沒有太多改變。想起當年的一個學生，文學課的，坐在第一排。每次我進課室，敬禮後，她都笑意盈盈地問：丘SIR，今天可否不上課呢？
學生其實本無事，只要你不教書。閒聊正正常常，即使是播紀錄片《KJ音樂人生》，大家都看得津津有味。只是，一回到上課教書做功課，死魚眼就冒出來了。
同一天的晚上，代替女兒去聽博群書節的講座，由好青年茶毒室的三位年輕學者以哲學角度談遺忘，題目是「遺忘之必要」。邵逸夫堂大堂不是很多座位，但爆滿還是有點意外，因為題目本身並不算是很搶眼，三位講者這陣子雖然也有一定的曝光率，始終不算是很紅。
到了答問環節，很多人發問。撇除較學術的一兩題，更多人的問題都是圍繞「哲學如何應對生活」這一主題。這讓我想到，上次來中大聽「道德是什麼」這課題的講座時，台下聽眾的問題，也是回到生活。
我想，這些來聽講座的人，當中主要是大學生，為什麼這麼踴躍，同時這麼多問題呢？我想到日間見到的中學生，心想，大概因為在學生成長的過程裡，學校的生活，沒機會也沒空間讓他們去想這些真實生活的問題，而要待他們再大一點，直接面對生活的衝擊，問題已經直面在前，他們才去找答案了。
再想，能夠在面對問題時，回到大學尋找答案的青年人，能夠有多少呢？那些在中學生活裡，沒有得到足夠的指導，就這樣隨時間成長，再走出社會的人，會有多艱難呢？從講座裡發問的人的問題來看，迷惘、苦惱、進退兩難，全都不是容易的事。如果其他年青人都是這樣，問題真的不小。
中學專注學業，學生卻抗拒甚矣；人生問題終歸要面對，在成長重要階段卻沒有得到什麼支援。這一日一夜，兩個畫面，反差甚大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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