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美國：
l 前百大有超過70%學生來自收入最高的25%家庭，來自收入最低的25%家庭的，只有3%
l 最頂尖大學更嚴重：最有錢的1%家庭的學生，比收入最低的50%的家庭的學生人口還要多；
l 耶魯和普林斯頓大學，只有2%的學生，來自最底層收入那20%的家庭。
(《成功的反思》第六章)
香港不知道有沒有相類似的統計，但我相信，數字可能更絕望。朋友的經驗是在醫科生的畢業聚會裡，大家就發生，幾乎所有畢業生的家人，都是醫生或相關職業。
父母是清道夫而兒子成材做醫生的勵志故事，不能說絕跡，但也是稀珍生物了。
更不幸的是，即使進得了大學，未做人上人，先吃苦中苦：
「美國一百多所大學共六萬七千名學生，發現『大學生的精神失調程度上最高』，除了憂鬱和焦慮症患者增加，還有五分之一大學生過去一年曾考慮自殺，四分之一被診斷出精神障礙或正在接受治療。2000至2017年，美國20至24歲年輕人的自殺率增加了36%，如今自殺殞命的年輕人比他殺身亡的還多。」
(《成功的反思》第六章)
道理很簡單：
(1)
過度相信上流社會論，認為人只要願意努力，就可以向上流。但實際情況，上流已經近乎停滯，能夠做到的人少之又少。
(2)
同樣是上流社會論帶來的問題，就是把能否上流的責任，完全放在個人的努力上，於是不能上流的人，就是失敗者、loser，不能站在社會上層的人，全部都被負面標籤。
(3)
社會對於成功的定義極其狹窄，其起點就是入頂尖大學某些學系，於是即使身處可以入大學的家庭，還是要「內卷」，而且卷得極其慘烈。
《成功的反思》談的是美國社會的制度問題，好明顯制度有問題，而我們不可能明天就改變這制度，但明白以上的道理，其實你可以好好放低。
曾經寫過一篇，談觀察移民的朋友，孩子就快樂了，其核心，不是英國的教育制度，不是學習情況，而是父母的心改變了。在香港，父母自己也在上流裡掙扎或尊嚴受損，把自己的焦慮投射到子女身上。這一回的移居者，不少是拋棄一切離開，不再想什麼職業規劃，自然就不再強化向上的責任，同時也容許子女自由發展。
其實，英國家庭想子女入牛津的話，其壓力不會比香港家庭少。
當我們不把焦點放在力爭不可能的上流，相信子女建立尊嚴，成為善良的人，做什麼都可以貢獻社會，看法一變，世界就有可能改變了。
因此，知道衰係個掣度，做父母的可以放低一點自己的責任，也可以放飛自己的子女，並且明白其他發咗癲的父母其實是徒勞，你一樣可以讓子女和自己，享受英國式的教育質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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