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，大學同學聚首，間中會談到六十歲退休要如何。當時大家的焦點都放在「夠唔夠錢」，公積金會有多少，自己六十歲後會有多長命，籌謀不易，主要焦點放在病與死這兩個不可控的因素。當年，只覺得自身是不可捉摸的因素，因為在那個時代，社會是以恆久永存的面貌安撫我們，好讓我們可以認認真真打工，做安份守己的人。
今天生日，距六十歲還有七年，但誰敢說，這是退休之年？眼前而不可知的，是普京的手指是否按下去，世界就會以全新面貌向你呈現了。中線的不可知，退休年齡真的不會改嗎？隨時就會改為六十五歲，而當你是六十五時，可能就變成了七十了，結果「躹躬盡瘁」成為王道了；七年後，自己做緊這一行，是否還存在呢？誰也不知道新一年科技潮會淹沒哪一個職業的淺島。長線來說，人類還會返工嗎？
女兒走出去走回來，兒子還有兩年畢業，他們的人生會如何走呢？沒有一條明確的路線途。世界再沒有我年輕時那種氛圍：大家都有跟住一個模式走的意向，拍拖、找份穩定工作、買樓、結婚。不是說新一代不會做這些事，而是再沒有路線圖了。
香港會怎樣走？沒有人知道，可能更壞，也可以變好，其實誰也不知道。留下不知，遠走也不知。
世界會怎樣，同樣是一個謎。
七年後，我是為可以用兩蚊坐車返工而開心，還是因為繼續要返工而愁苦？還是我已經流放到某個偏僻的地方，臨老學耕田呢？
所以，曾經相信生活有序的我們那一代，生日願望，最重要，還是世界可以正常運轉下去。亞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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