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父母那一代，受教育較少，成長期飽經憂患，所以，他們沒有太多人生意義的思考。活著就是活著，生活有困難會不開心，但不會有太多思考，「為甚麼要活著」？父親今年91歲，每天就是看電視、玩成語故事手遊，非常簡單，但他沒有甚麼。
我們那一代，資本主義威力開始出現，成功即意義銘刻很深，雖然很外置式，但也就開始要求人生要有意義，不過這個意義，很社會標準，就是「四仔主義」呀，搵錢呀，威呀，那些。客觀上，我們那一代，大部分都成長在物質匱乏的境況，又遇上較有機遇完成四仔主義，就讓我們那一代人，較多人感到人生有意義。但是，這些意義，不是真的意義，因為它們不是植根於自己內心。所以，我們這代人很矛盾，很多人覺得自己成功(我假假地都買咗層樓)，很多人覺自己失敗(點解人哋住2000呎，我得800呎)。
到了下一代(其實很難簡單劃分，更好說是趨勢傾向)，我們愈來愈喜歡說人生要有意義，卻沒有察覺得：(1)外置式意義其實不是真意義；(2)愈下一代愈難達成這意義；(3)不少父母已經完成了這意義，子女其實可以坐享意義。
愈講意義，愈講愈糊塗。社會既提供不了有效途徑，讓新一代可以循序漸進達成「四仔主義」類的意義，卻又不斷叫新一代在無意義的事上花力氣，如讀好d書。
現在回看，過去的所謂意義本來就沒有意義，富足起來的社會更令人容易察覺得物質追尋難以構成意義。這是困難，也是機遇，就是社會要真的去思考，活著是否就是意義本身？自我肯定是否就是意義？內置的意義不建構，社會新一代難以有活力地生活，這是我們應該一起思考的。
或許，我們應該做村上春樹在《發條鳥時代紀》中提到的「別想意義，人生本來就沒有意義」，結果間宮中尉真的沒有想意義，就能僥倖活下去，但就如同影子。所以，主角為愛這意義，勇闖下去，無論成敗，意義就在行動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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