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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倫理判斷，當到了一個具體、個別的個案，就不再是純粹按一些規律、原則可以做出毫無懷疑的決定，因為人生不是數學題，許多時候，沒有標準答案。故此，倫理學上有一個說法，就是在一個具體個案中，有可能是適合做出一個違犯倫理原則的決定，它有可能是善的，但當中有一個備註：這個個案不應視為證據，認為原來的原則是可以打破。
舉例來說，殺害生命是不對的，但一個因姦成孕的女子，懷孕已經構成精神損害，甚至有可能自我了斷，那麼，在這個案裡，她墮胎不視為錯，但這不代表，墮胎一事就是合理，不算是殺害生命。
同樣地，擊殺伊朗政府統治者，促使改變這件事，在這個實在情況下，可能是正確的，但是，因此說，強國可以按自己的判斷，直接攻擊他國的領導，是合理，很危險。
早在伊朗大規模示威，我就說不會成功，而這種不會成功，已經不是偶然的不幸，而是獨裁者的進化，而在此情況下，期待未來有人民意願得以實現，因而和平改變政權的可能性，低得可憐。
正是在這種近乎絕望的背景下，美國攻擊委內瑞拉和伊朗，會得到這麼多的認同。
但是，這種認同是悲哀的，因為它是在無路可走情況下的不義義舉。
同時，我們要小心的是：即使你認同今次的做法，不代表你要認同這種做決定的方法，是合理的。
即使在一個個別的、具體的情況下，某一個人要做安樂死的決定，而你在明瞭來龍去脈後，認同他的決定，這不代表安樂死應該成為一種社會政策，二者的分別，我們要能夠辨別，才能真正討論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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